高友玑（1467—1546），字肃政，号南屏道人。他出生于乐清茗屿乡（现属北白象镇）高岙村的一门簪缨望族，“小有大志，事亲至孝”。9岁进村塾读书，30岁登进士第，历仕三朝，累官工部、刑部尚书，晋阶资政大夫（正二品），是乐清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人。80岁辞世，皇帝赠为太子太保，赐谥襄简，还拨款为他建墓，其墓现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弘治十六年（1502），高友玑由广东清吏司员外郎升任九江知府。九江地瘠，水患严峻，更有驻军横暴和苛捐盘剥，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高友玑昭示国法，制止了兵扰，奏免了不应征收农户用于生产的舟船税，还免除了贫弱者的徭役，民众始过平安果腹日子。他的政绩时列十三都之首。此乃其一。

　　正德二年（1507），广西田州（今田阳县）士官岑子孟因被降职激起叛乱，殃及地方平民。朝廷曾派大臣谢湖去平乱，可这个老谢怕死，“不敢入其境”，外驻3年无功。于是又派“才识优长，刚柔相济”的高友玑接替。田州是南方蛮夷之地，以前去做官的人很少平安回来，同僚们为高友玑生命担忧。高友玑说：“为国而死，臣子当为。”毅然单车入险境。高友玑在田州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蛮夷在他的感化下幡然悔悟，随即放回被虏的男女数百人。皇帝恢复了岑子孟官职。接着高友玑整顿了地方建制，办学教化，南人感服。他不劳师费财平定了兵变，“幸免一方之大患，救活千人之性命。”此乃其二。

　　正德二年，刚正不阿的高友玑遭权奸刘瑾排斥，外调卫辉（今河南汲县）当府尹。卫辉时为交通要脉，宫廷内官常经此停留。启程前有亲信对他说，这些官儿多是刘瑾爪牙，你都要意思意思，不然“祸将至焉”。高友玑道，由他们吧，我岂可拿百姓的血汗钱，保自己前程！高友玑抵卫辉，时值久旱，人心恐慌，他开仓赈民，并暂停了治理黄河的工役，发动民众奋力抗旱保庄稼。老百姓看知府热衷为他们服务，情绪转安，官民齐心战胜了灾情，保一方里计。此乃其三。

　　刘瑾伏诛后，高友玑三年三提升，正德八年他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奉旨巡视山西大同。他发现当地的朝廷宫室（多是宁王党羽）仗势专横，乃至随便殴辱，几曾酿成政局动乱。高友玑不畏权贵，更不接受他们的利诱拉拢，上疏请命打击了首恶，使同党气焰收敛。他在巡视中碰到这么一件事：有个宫室的党羽号称七爷，为扩建私宅以低价强买农户土地。农户不服向县衙告状，那县官早被收买庇护七爷，判农户的土地是自愿卖出。农户含冤受屈无处申诉，欲寻短见，恰逢都御使来了，他便拦轿告状。高友玑经查实，革了贪官的职，判还农户被占的土地。当时有衙吏向他递眼色，意谓手下留情，给宫室一点面子。高友玑执法如山，决不徇情。因他敢于碰硬，遭宁党诬陷，此次巡视降官二级。《山西通吏》评他“不畏强御，谳狱平允，民无冤抑”。此乃其四。

　　嘉靖四年，被诬昭雪后的高友玑政声鹊起，朝廷委以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州县的重任。这是明代实权最大的官职之一。漕运，泛指明清前将江、浙、赣、皖、鄂等省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指定地点的运输，每年发生额达几百万石。由于漕运困难，船只消损，加上官吏侵吞，流通耗费巨大，往往农户增漕一石，实纳需两石四五斗，浮征“儿大于娘”。漕运是本难以算清的糊涂账，掌管的大小官员都有机会浑水摸鱼，生性饕餮的便能吃个肚儿圆。这从电视剧《天下粮仓》可见一斑。

　　高友玑总督漕运查获了不少令人震惊的腐败案件。其中有一官员勾结商人，粮船搭货，以公肥私，贪污国家粮食和运费数额巨大。该贪官与奸商图谋逃脱惩罚，向高友玑送礼1000两银子，被断然拒绝。高友玑在巡视中还肃清了沦为贼寇的盐枭，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国家财税入库。同时关注沿途水利建设。此乃其五。

　　嘉靖八年（1529），69岁高龄的高友玑在刑部尚书任上退休，带着几箧伴随他宦游多年的图书回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实现自己在读书时“蓄志欲创南屏书院”的夙愿。他把全部积蓄置田百亩为基金，在家乡白鹭屿开设“南屏书院”，并亲自撰写了书院碑记，声明把收入的田租供青少年村民免费上学，弘扬教育。

　　高友玑曾三为知府，三为参政，二为布政使，两任都御使，两任工、刑部尚书，从政40个春秋，包括致仕居家10余年，始终保持着“恪恭严整，善守成法”；素食布衣，出不乘车，无异于平民的生活作风，“见者不知其为贵人”。尤令后辈敬仰的是，高友玑“所居朴隘，相传为几百年旧屋，卒无所增缮”（《乐清县志》），就是说他的住家狭窄简陋，至死也未扩建改建。他四个儿子两为知府，依然继承尚书贴近民众的俭朴家风，亦不造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