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丹霞苍苍，东海茫茫。巍巍学府，浙南荣光”。2019年12月，浙江省乐清中学将迎来80周年校庆。1939年，浙江省乐清中学在山河动荡、岁月峥嵘中诞生，学校秉承“勤奋、求实、进取、开拓”之校训，锐意进取，砥砺前行，春风化雨，弦歌不辍。时至今日，培养了一大批肩负使命、勇于担当的乐中骄子、国之栋梁。

80周年校庆，是学子载誉归来、触摸记忆的美好时刻，是凝聚校友力量、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契机。乐清中学将于12月9日至12月15日举行校庆周系列纪念活动，将围绕“简朴、绿色、人文”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友联谊和学术交流活动。

在校庆活动筹备期间，收到了各方校友的踊跃投稿，校友们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娓娓道出自己与母校的故事，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体会到乐中办学的筚路蓝缕和薪火相传，同时也能感受到乐中的春华秋实和桃李芬芳，特开设“喜迎乐清中学建校八十周年”栏目，刊发校友的投稿，以飨读者和校友。

乐中创办于1939年。那时叫私立乐成初级中学。我是该年秋季入学的第一届学生。入学后即参加乐清学生抗日宣传工作队活动。从此，我开始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这年我16岁。

我们最初这两届学生年龄都偏大，有过失学的痛苦经历，因此求知若渴，入学后，学习非常认真。但当时正值抗日时期，这又使我们不能安心读书。抗日救国的呼声响遍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活动。乐清县城也早在1937年就有一支“乐成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工作队”，简称“暑工队”，是由乐清籍的温州中学回乡学生发起成立的。

乐成中学开办后，县城里的中学生一下子增多了。我们入学后都纷纷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活动，这就扩大了宣传队的阵营，充实了宣传队的实力。抗日宣传活动也不局限于暑假时间了。于是把“暑假”二字换成“假期”，改名为“乐清县乐成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假期抗日宣传工作队”，简称“假工队”。我们乐中学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记得宣传队内部有油印的小刋物叫《手榴弹》，发表抗日文章，介绍抗日形势。还成立歌咏队，学唱、教唱抗日歌曲，有时参加街头演出，到十字街头的市头殿门前演唱，鼓舞群众抗日热情。有的贴标语、办壁报，或为前线抗日军士募集寒衣和鞋帽。我还参加星火剧团，多次参演抗日话剧，从街头演到舞台，又从舞台巡演到乡村。在抗日的旗帜下，大家朝气蓬勃，满腔热情，不分校别，不分男女，团结一致，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我们在校内也出墙报，唱抗日歌曲，政治空气相当活跃。

在抗战动乱年代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过早地踏进了社会，与时代风云一起翻转，得到了锻炼，初步获得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好在当时乐中的首任校长陈哲夫先生，真是一位好校长。他是一位务实的教育家，全心治理学校，充实教师队伍，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对我们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和社会进步活动表示支持和保护。当时乐中校风清正，教学有序，政治空气宽松，这就使部分学生能从乐中起步，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历练，从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一直走向革命。部分学生毕业走出校门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是凭着一股爱国热情，但毕竟年轻，政治上也幼稚。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周写一篇周记，记述自己一周来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有一次，我把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统统写在周记里，还揭露了社会存在的一些政治腐败黑暗面。我们这一届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倪悟真先生，他满腹经纶，知识渊博，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不仅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做人。他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关爱每一位学生。在课堂讲课时，他不谈政治，但他心中有数，对班里几个思想进步的学生倍加关心和爱护。那天他看到我的这篇周记后，单独把我叫到他的书桌旁，指着那篇周记，轻声对我说：你不能把这些都写到周记里。我听后心里一震，一下子明白了，这篇周记如果让別有用心的人看到，那是很危险的。我顿觉自己的幼稚和不慎，也深深地体会到倪先生对我的关爱。是倪先生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我。师恩难忘，这件事我至今铭记在心。

1942年夏天，我们初中毕业了。我继续参加“假工队”星火剧团的演出。次年与乐中老同学张赛英等考入设在丽水碧湖的浙江省高级商业学校。可好景不长，1944年丽水沦陷，学生四散回家，我也从此辍学。后与张赛英、周庆占、郑剑芳、赵次音、叶福定（后改名叶桴亭）等乐中老同学参加新改组的“乐清学生抗日宣传工作队”（简称“学工队”）活动，大家志同道合，都很珍惜在乐清中学学习和社会活动时结成的友谊。我被分配到《乐清战报》工作，郑剑芳、赵次音参加民运工作。张赛英后来由组织安排辗转到丽水山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当时我正处在失学又失业的时候，是倪悟真先生介绍我回到母校工作。校长是洪守方先生。这时，张怀江也正好从东南联大辍学回乡到乐中任美术教师。我只工作了一个学期，后校长易人，我也就此被解聘了。

1946年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公开活动已很困难，有些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七人读书会”，也叫“中心读书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组建的。这七个人是李方成、汤仲琳、周庆占、张怀江、郑剑芳、赵次音和我——说来真是有缘，这七人除了负责人李方成，全部都是从乐清中学走出来的老师与学生！大家阅读革命进步书刊，分头组织下属性质的青年读书会，还曾星夜在县城张贴革命标语。李方成是老党员，一直隐蔽在地下。我知道这个读书会是党直接领导，并以此开展青年工作的。迫于白色恐怖形势，又出于革命的新需要，“七人读书会”成员各自分散行动，如方成去了上海，仲琳和庆占去了括苍山游击队，怀江到上海美专修完大学课业后，去了浙南游击区。而我则辗转永嘉、慈溪、杭州等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独当一面的工作，迎接大军南下，解放杭州。介绍我入党的正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当年乐清“学工队”的老同学赵槐同志！

我们从当年就读的乐清中学出发，走上革命道路，分赴祖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同学会师于杭州。我们没有忘记当年爱国斗争的火红岁月，没有忘记革命的出发地和同学兼战友的革命情谊，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

今年是母校八十岁华诞。80年过去了，我从16岁的懵懂少年至今成为96岁白发苍苍的离休老人，当年和我一起的同学许多都已早我离去。我写这篇回忆，一是感恩母校对我的教育培养，也是为了怀念过去和我同学习同战斗的老同学们。（通讯员：陈朱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