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     

　　一天，由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朝龙亲自率领的一彪人马＂呼啦啦＂闯进了柳市通用电器厂。这是工作组进入柳市后的第一场重头戏。所以它的铿然开锣，不免让观众们看得心惊肉跳。来人把厂办公室的二层小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屋里容不下，先头部队索性斗折蛇行，黑压压地堵在楼梯上。  

　　厂长石锦宽的眉心扭出一道皱裙，手心里沁出站湿的冷汗，他努力镇定一下情绪问道：“请问，你们这是……” 

　　李厅长严肃地盯住石锦宽，屠气蒸腾的脸上透着凉气，“据我们了解，你们厂在柳市是影响最大的。听说你们厂每年都要对各车间员工评选表彰，这其中就有人号称什么大王。这些人究竟干丁些什么，你当厂长的到底清楚不清楚？工作组这次到柳市来，就是要彻底查清他们的问题。”  

　　一剑封喉。     

　　石锦宽目瞪口呆，舌头仿佛被拔掉似的，转瞬之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争辩的能力。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厂里的陈年老帐都被席卷一空。望着满地狼藉的办公室，石锦宽好半天 也没能回过神来。这简直就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几天前，他因为刚刚拿了省里的奖项，应邀去某单位讲授管理心得。谁知，掌声犹在，他却沐猴而冠的嫌疑。 

　　“依靠组织、相信组织，”这就是那个年代普遍流行而又人人习惯了的一句口头禅。让石锦宽担心的是，自己相信组织，可是组织相信自己吗？  

　　疑虑很快得到印证。 

　　那座陈旧的营房告诉他，以往的经验并不可靠，原本成色十足的信任，居然是一个质品。奇怪的是，说好了约谈，却无人理睬。就象一枚掉进砖缝里的古币，他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每日面壁思过，心中五味杂陈。    

　　渐渐地，阴暗的居室变成了一个神秘的黑洞，时空在这儿严重弯曲，一时间凝固了，空间变形了，任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信息，都被一层看不见的屏障隔绝，只有一只只的蚊子在他耳边热情洋溢地＂嗡嗡＂哼着。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惯于集体作案的流动团伙，石锦宽极力抵御却无济于事。唉，蚊子有时也像人一样，喜欢滥用权威。 

　　大约第七天或是第八天吧，有人过来喋了一眼，石锦宽眼巴巴地望着来人，期望得到哪怕一丁点的口风。哪知，人家不动声色的转了一圈，离开肘冷不忘地蹦出一句话：“行啊，你这个人挺能干的。”倘若在平时，石厂长一定会谦虚地摆摆手，人要直，心要虚嘛！可是，同样的一句话，其含义却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眼下是什么情况？他石锦宽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与企业结缘完全是人生的阴差阳错。  

　　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动荡的岁月中度过的。    

　　在生活的压迫下，一只粗糙的画笔是他童年唯一的欢乐。  

　　虽说他干别的事情手不敏捷，可一旦拿起画笔，却显出少有的灵性。上帝在造他时，肯定正捏着一只画笔，否则，他不会一拎起那玩意儿，就像鸡崽儿见了小虫一样显得兴高采烈。那时节，冬天似乎格外漫长，瑟瑟寒夜中，小油灯摇曳着温馨的光影。灯很小，脏兮兮的瓶口上一截黑呼呼的棉花捻儿怯怯地探着脑袋，昏黄的光晕浸着小男孩亮亮的眸子，也给想象的翅膀涂上亮亮的色泽。  

　　1960年，19岁的石锦宽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地图测绘学院毕业。不久，这位善于在图纸上描给祖国大好河山的好学生便无奈地发现，自己人生地图的勘定竟与理想南较北辙：先是分配到某钢铁厂，而后又调整到某粮管所。几年后，因为单位合并裁员，没有任何背景的石锦宽被发配回了柳市老家。时逢文革动乱，柳市街道的居委会已经完全瘫痪。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居委会针鼻儿虽小，一旦缺失，上面来的千条线儿就七颠八倒，乱了头绪。    

　　石锦宽是个有心人。    

　　一天，他走进尘封已久的办公室。于是，柳市历史上有了唯一一位未经任命也不拿薪水的居委会主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  

　　1969年元旦刚过，柳市区“反修工艺社”正式挂牌。工艺社不大，算上社长石锦宽统共也不过十九个人，修钟表、踏花、缝纫、电器修理……杂七杂八，都是些便利生活的小零碎儿。可是，社长当了没几天，石锦宽便碰上了一件麻烦事，肝火旺盛的返城知青们急火火地涌进居委会办公室，狭窄的空间里顿时充满了火药味。 

　　“石主任，当初可是你把我们送出去的，现在可好，既没有工作，又没有户口，你说咋办呀？”    

　　“我们当初就是听了你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么一个结果，都是你给害的！” 

　　“什么？就业的事情你也解决不了？你是这里的居委会主任，我们不找你找谁？” 

　　石锦宽一边殷勤地陪着笑脸，一边耐心地进行劝解。等到气氛渐渐缓和下来，青年们也终于认识到石锦宽的无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争吵彻底改变了知青们对于就业难度的基本判断，也改变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时隔不久，乐清县政府办公楼前出现了一支数十人的上访队伍。恰好，县里正在举行工作会议。中午时分，热气腾腾的工作餐刚一上桌，上访的知青们就一哄而上，吃个精光。县里领导闻讯后，又气又恼却又束手无策。结果，上访知青们喜欢上了这个鸠占鹊巢的游戏。此后两天，上访者和县领导彼此心照不宣：一方是坦然自若的吃喝，另一方是不打折扣的供给。靠政治纽带连接起来的手足之情，在这个特殊 的情况下，纯粹表现为一种供与求的经济关系。   消息传到石锦宽的耳朵里，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一一上不能替领导分忧，下不能为群众解难，你这个居委会主任还有何用？ 

　　从此，他开始四处打探，仔细寻找能够触发灵感的任何信息。一旦获得有价值的素材，便像一个待命的车工，立即开动大脑这架精密的机床，从各种角度反复尝试，以求加工出理想的成品或半成品。生产低压电器恐怕是石锦宽一生中影响最深远也最持久的一次战略抉择。柳市通用电器厂是在反修工艺社的基础上易帜而来的。他把待业知青们招呼到一块，按照不同的工艺划分五块32个车间。当人们将信将疑地聆听石厂长的鼓动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座巍峨大厦的奠基者，他们更无法想像，一个小小的低压电器，日后竟能够衍生出独步全球的生产基地。 

　　企业的成长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两年时间里，产值节节攀升，直抵亿元大关。当时乐靖县全部县属企业年产值加起来也不过800多万。一个亿！好家伙，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生产领域异军突起，流通领域风云聚会。  

　　长木参天，自然少不了技蔓句连，藤蔓绕身。每到年终岁尾，企业的表彰大会更是风光无限。据说，正是在供销员的评比中，经营旧货生意的王迈忏脱颖而出，并收获了一个“旧货大王”的称号。大伙儿发现，雅号的馈赠实际上惠而不费，没多久，活跃在柳市通用厂32个车间的能人，便出现了“八大王”之说。     

　　大喜伤心。     

　　意识形态的狼烟一冒，石锦宽的命运就变成了一把捉弄人的转椅。往左一转，他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往右一转，他是失去自由的戴罪之身。囚禁的滋味让石锦宽感觉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第二个星期又熬过去了。    

　　第十五天，营房里传出了一条新闻，由省、市各级财政部门组成的取经团在国家财政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专程来柳市通用电器厂观察学习。听说石厂长在接受审查，取经团大惑不解，领队一行数人亲赴营房进行交涉，双方意见相左，气氛并不融洽。领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石锦宽同志到底有没有问题暂且不说，现在我们已经来了，人都在那儿干等着，这样好不好，你们先把石广长借我们用一下。”工作组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做出妥协。 　 

　　第二天，乐清柳市大会堂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场景，在工作组的监视下，几箱账簿凭证统统搬上主席台。取经团的两位代表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拎出某凭证，翻至某页，记下相关内容，然后将凭证放回原处。众目睽睽，被毛巾蒙上眼睛的男主角石锦宽登场了。抽样的代表根据记录报出发票的日期和内容，指令刚一发，石锦宽便摸索着走过去开始翻箱倒柜，很快，便麻利地抽出一册凭证，又麻利地翻至某页，代表们接过凭证，顿时一脸兴奋，神了，真是神了！  

　　测验继续进行。    

　　一连十几次，石锦宽屡试不误。    

　　财政部的领队感慨地晃着凭证本对观众说，“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通用电器厂的财务管理。”他话锋一转，“如果我们的工作都能做得这样细致，我们就能预防和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经济问题。”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印有财政部字样的圆珠笔。往石锦宽手中一拍，“石厂长，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事，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看看！我们相信你！你告诉他们，这话是我说的。” 

　　台下的工作组成员开始交头接耳。会议收尾时，他们悄声向石锦宽宣布了特赦的决定。 

　　“地震”过后，满目凄凉，账号查封、资金断流、企业被迫停产。 

　　听说厂长归来，职工和亲属们走马灯似地轮流上门哭诉，被迫下岗的妻子也眼泪汪汪“赶快想想办法吧，要不然，我们一家八口去喝西北风了？” 

　　人说四十不惑，可刚过四十的石锦宽却偏偏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困惑。唉，生活哟，生活！     

　　一连儿个不眠之夜。    

　　当又一个清晨来临的时候，他的感觉几乎是昨天的翻版，浑身乏力，脑袋昏沉沉的，不同的是，心中的答案已经渐渐的明朗。吃早饭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上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上访。他为了职工的生计，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他已经别无选择。、 

　　为了安全起见，他悄悄跑到宁波外甥家。除了吃饭的时候能够歇一会儿，其余的时间，他都拼命的写呀写。眼见得，一封封发往北京和省城各政府机关以及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的申诉信摞成一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袋邮件，登上了长途汽车。杭州、萧山、温州……他像一个谨慎的地下交通员，辗转颠簸，异地投寄。他怕连累外甥，他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安全对于亲人和自己无疑是最重要的。然而，那一只只邮筒就像一眼眼深井，上访信投进去，连点响声也没有，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是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啊！别的不说，光这一笔一划抄出来，申诉人要完成多大的工作量？容易吗？ 

　　一天傍晚，他用刀片狠狠削去手指磨出的硬茧，把心一横，走，豁出去了！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石锦宽八赴杭州，两度北京。一位朋友了解到他的遭遇，出主意说，大伙儿都讲胡耀邦总书记是有信必回，你想想看，北京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 

　　一语惊醒梦中人。  

　　石锦宽眼睛一亮，赶紧找来一块长一米二、宽一米的的确凉布，用工工整整的隶书给   　总书记写了一封长达1500余字的申诉信。信的落款是12位申诉人触目惊心的血手印（本人或亲属代替），依次顺序为：王迈仟（母）、王集金、叶建华（母）、郑祥清（父）、张承林、阮承志、高安平（母）、高镇权、高碎芬（父）、冯爱莲、刘岩坚、阮子岳（兄）。 

　　第三次进京，事情终于出现重大转机。 

　　石锦宽在化工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恰好与胡耀邦的外甥女是一个部门的同事，通过这个特殊管道，申诉信几经辗转递到总书记的手里。耀邦同志阅后当即作出批示：“立足帮助，打击不妥。”随后，总书记又亲自给浙江省委打去电话，以强调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之意。在电话号中，耀邦同志委婉地说：“今天，接到你省一位公民特殊的信，虽然是一面之词，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若不是这样，或多或少干扰了你们工作，有机会去杭，我向你们负荆请罪。” 

　　1984年，温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一度震惊全国的“八大王事件”得以彻底平反。庆幸之余，亲朋好友纷纷感叹石锦宽的幸运。他不否认，如果没有那位同学，如果那位同学与胡耀邦的外甥女没有同事关系，后来发生的一切实在难以想象。那么，遭遇同样的变故，那些无辜的张锦宽、王锦宽、李锦宽们，其命运又如何能够得到眷顾呢？ 

　　让偶然的个案变为体制的必然，当是改革的题中之意。1991年清明前后，石锦宽去兰州出差。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得到一个信息，根据耀邦同志的遗愿，他的陵墓已经迁至江西南昌共青城。他二话没说，退掉手中的卧铺，挤上了去江西的列车。出乎他的预料，映入眼帘的是山坡前一座黄土堆起的孤坟，坟前的石碑已经倾倒，上面泥土斑驳，隐约透出碑文。眷风悲咽，芳草凄迷。耀邦同志一个人孤零零地长眠在这里。石锦宽轻轻拭去碑上的泥土，然后，又轻轻地俯下身去，搂住石碑，就像搂住一个久别的亲人。紧接着，旷野响起了一个50岁来自温州的男人痛彻心肺的哭诉声。 

　　过了一个时辰。 

　　又过了一个时辰…… 

　　石锦宽如同一座石雕，一动不动地守在墓前。管理人员关切地走过来，悄声问：“你是总书记的亲戚吧？” 

　　石锦宽摇摇头“可是…我们比亲戚还亲。说着，他泪眼婆婆地望了对方一眼，声音硬咽地回首往事。不知不觉中，管理员的眼睛出湿润了，他轻轻拍了石锦宽的肩头，转身离去。走了一段，又回过头来，只见石锦宽仍像石雕像一样守在那里。只是，先前的啜泣已经变成了绵绵的诉说，隐隐约约模糊成一片深情的絮语。 

　　是啊，耀邦同志，亲戚看你来了。 

　　他说了多少掏心窝子的话呀，您，听到了吗？ 

　　作者： 

　　唐明华：男，1954年3月出生。山东莱芜人。威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录片研究会理事。1999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委。两次被评为威海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马津龙：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调研员，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