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荃（1915—1988），小时名存志，浙江省乐清县北白象镇车头村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40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他一生许身医学，先从事外科临床，后转入预防医学领域，在卫生医疗战线上奋斗近半个世纪。生前任湖北医学院讲师、湖北省立传染病院院长、湖北医院副院长、省卫生厅技正等职。对湖北的医疗事业有所建树。 

　　孙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可贵的爱国思想，在抗战初期内忧外患的岁月，不辞艰难困苦，万里跋涉，随校自江苏镇江内迁重庆北培。1940年春夏之交，日机狂炸北培，在国立江苏医学院学习的孙荃，知道隔江的复旦大学校园内人员伤亡惨重，立即和黄士逸、许家宸等友好自动组织救护队，渡过嘉陵江去救护伤员。1940—1941年在重庆市民医院工作，斯时日寇大肆轰炸当时的陪都重庆。每次炸后，受害群众需要抢救包扎，他总是不分昼夜救死扶伤。尤其是1941年上半年的一个夜晚，大批敌机轮番轰炸重庆，警报时间特长，大型防空洞中市民缺氧难忍，纷纷涌向洞口，而几个洞口都有铁栅封闭，守卫军警没有上级命令不敢开放，因此践踏致死数千人，受伤更多，造成“万人惨案”。警报解除后，送来的伤员满地皆是，大量的复更生、止血、包扎、锯腿、截肢等工作都由为数不多的市民医院医务工作者去完成。孙荃作为外科医师，从当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晚上。在此期间他总是日以继夜的忘我工作，他的自身业务也进步很快。 

　　1941年8月，他应湖北省卫生处处长卢镜澄之邀，到了战时省会所在地恩施，先在省立医院外科临床工作，后兼在省卫生处、湖北医学院工作。这时省会西迁，而当地医疗单位仅省立医院一所，因防疫工作落后，且设备简陋，医疗水平低，面对天花、流脑、伤寒、痢疾等流行疾病无能为力。此时恩施地区暴发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来势凶猛，虽与当地驻军联合组织三个临时防疫医院，还是收治不下，迫使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时任湖北医学院讲师、省卫生处技正的孙荃，在危难之中调去主持筹建省立传染病院，旋任院长。他克服了设备陈旧，技术人员缺乏，防疫经费少等种种困难，得到省立医院杨院长的支持，借给内科医师张慕容、樊少卿等人员，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视病人如亲人，冒着感染烈性传染病的危险，忘记劳累，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当时隔离条件差，全靠预防接种，洗手消毒等简单手段自我防护。病床不够，就加铺收治。生理食盐水和葡萄糖注射液快用光了，街上没有卖的，向上级求援又缓不济急，只好靠一具古老的蒸馏器，大家动手轮班监制；纯粹的氯化纳匮乏，用精制食盐代替。总之，同舟共济，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苦干奋战了几个月才终于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日寇投降后，省府迁回武昌。途径宜昌，那里敌伪卫生机构已经瓦解，巴东又出现霍乱疫情，为了应急，同年十月传染病院全体人员到达宜昌。战后的宜昌，到处是残垣断壁，蚊蝇成群，人民贫病交迫，而这里的一个卫生院只有医务人员三、四人，因此专署、驻军和传染病院三方协商，决定共同开办一个门诊部和30张床位的住院部。开诊不久，市区霍乱暴发流行，在孙荃的主持下，大家兢兢业业，克服了缺医少药种种困难，先后共收治患者459例，治愈400例。 

　　1946年8月，传染病院在省卫生处催促下，东迁武昌，此时设备增加，人员扩大，有病床30张，每月平均收治患者80名左右，门诊月平均500人。在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孙荃作为传染病院的中坚骨干，与同仁一起，实干苦干，卓有成绩。解放前夕，医务人员开展“反迁院”的斗争，将贵重器材、药品保护起来，迎接解放。1949年5月，武汉解放，群情鼎沸，除两名基督教徒外，都坚守岗位努力工作。解放后，上级派员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孙荃仍任原职，从此为人民立新功。 

　　1949年下半年，传染病院并入省人民医院为传染病科，孙荃任科主任、省卫生处技正。他曾领导解放后湖北省第一支“远征襄樊医疗防疫队”，到土改反霸第一线同传染病作斗争，并筹建中南地区第一个农村卫生院——孝感实验卫生院，为改善农村卫生状况，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提供了经验。这是他解放后同传染病作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他在《亲切的关怀，深刻的教育》（刊于湖北卫生志第四期）中说：“1950年1月，襄阳地区发生脑膜炎流行，决定抽调在干校学习的大部分医护人员，共计30多人，组成武汉解放后第一支防疫队，由长征干部彭和国任队长，负责行政工作；我任副队长，负责医疗”。在上级“要认真检查，穷追猛打，一定要把所有病人治疗好，疫情扑灭后才能回来”的指示下立即出发，当时襄阳地区正在清匪反霸，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在当地民兵和随队保卫人员长短枪的保护下，走一处，查一处，治一处。“这样急如星火的医防行动，在国民党统治时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给我的教育极为深刻。”他在这次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也教育了自我。1951年他调任湖北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后为副院长，积极引进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上作了大量工作。丹江水库建设工地指挥部成立时，孙荃被调到该部任卫生科科长，后又回省防疫站任职，继续从事预防医学工作。他前后跑遍湖北几十个县，为该省农村卫生、学校卫生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在《从预防医学看新旧社会》一文中说：国民党对预防医学不重视，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流于形式，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是湖北省，卫生防疫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接着说：“第一件大事是：消灭了天花霍乱；第二件大事是：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使我省城乡卫生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象沙市那样夏天可以不挂蚊帐睡觉的城市和许多清洁卫生搞得好的农村；第三件大事是：从省到县都建立卫生防疫站，专业队伍已发展到五千人，这给全面开展预防医学，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文末，无限感叹地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卫生工作者，在旧社会里，我看到的是贫困落后，瘟疫流行，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日日夜夜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做医生的虽然有治病救人的愿望，但也无能为力。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挖穷根，挖病根，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现在是人增寿，地增产，处处是春风杨柳，一派兴旺气象！作为一个卫生工作者，我怎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结语是：“从预防医学这个测面，我深切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伟大的真理”。 

　　“文革”中孙荃被冲击，下放南障及武医郧阳分院。他含冤受屈，仍对党与政府抱着坚定信念。他对子女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落实政策阶段，经过详细调查核实，否定了所有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辞，证明他在旧中国政治上的清白，恢复了名誉。孙荃一生朴实正直，心地善良，戒浮务实，待人以诚，扎扎实实为民众治病灭害，在湖北医疗卫生战线四十多年，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不失本色，总是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工作。1975年退休后，仍积极参加“为四化献余热”活动。如出谋筹建康复医院、联系国外学友回国讲学，还担任《当代中国》的《湖北省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的编审委员和《医学新知》译丛杂志的常务编委，发表十多篇科技译著和回忆录。其中有《湖北省10156名学生近视发病率及主要发病原因初步调查报告》的论文，获得国内同行的好评；还在《医学新知》发表了译文《微量饮酒可避免阿斯匹林对胃粘膜的刺激》、《月经期前症状不是内分泌失调所致》、《氨基酸与肝脏病症》等医学论文。 

　　1988年8月6日，孙荃大夫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七十三。一位正直、爱国、无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永远还活在我们心中，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份执着的热爱，我们在缅怀的同时应该继承他的遗愿，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