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点“三官灯”，可能得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才会有所耳闻。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生活的浙南小镇里，还能在正月十五看到有人家点“三官灯”。其实很简单，就是点一盏灯笼挂在屋檐下，以求天官赐福。

点“三官灯”属于道教的灯仪，来自于“三元节”。汉唐时期，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共同组成了“三元节”。在道教中，“三元节”这三个元日分别属于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大帝”，他们是天帝派驻人间的代表，分别在“三元日”为天帝检校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天官为正月十五上元赐福，地官为七月十五中元赦罪，水官则为十月十五下元解厄。”

“三元节”中，上元节因为是元宵，又是正月半，一直是民间热闹的主题；下元节则在民国后逐渐宗教化，在民间渐趋式微；唯有中元节，因为在这一天人们会举行许许多多普渡祭拜的盛会，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然后又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中元节就成了一年之中很特殊的日子。

今天正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们就把这个特殊的日子讲讲清楚。

中元节的极简史

我们先从节令物候上看。新秋七七，月出河汉斗牛间；天地有中气，第一是中元。关于中元节的起源传说，很可能是源于一个祭祖的节日，而祭祖，又和“秋尝”密不可分。

孟秋时祭祖在先秦时期就已施行。《礼记·月令篇》说：“是月也（七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在收获的季节，天子还象征性地以新谷祭祀祖庙，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后来，夏末秋初祭祖的活动，自上而下，从天子影响到诸侯，从诸侯影响到民间。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古者岁四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古人在农历孟秋七月作物成熟时，奉上新收获的瓜果蔬菜和黍稷等谷物粮食，谓之“秋尝”，又称“荐新”“尝新”，即秋天让祖先尝新之意。

“秋尝”还是亲朋友邻相聚品尝收获的日子，这一带有喜庆色彩的节日气氛在一些地方的习俗中依然存在。原先“秋尝”祭祖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在七月十五，后来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介入，才固定在此日。当然，也不是非要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一般是立秋后第一个月圆的望日，秋气新来的阴盛之时。

总的来说，中元节来源自中国上古时代的自然信仰，天子祭天、祭地和祭水的礼仪。经过后来的演化，中元节主要包含三个主要元素：祭祀祖先的孝道、救赎游魂的宗教慈善以及岁时行乐的表演和观赏。

由此看来，尽管中元节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中元节的最初来源，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道二教的渗入，最终形成中元、盂兰盆的节日形式。

“盂兰盆”一词来源于汉传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为“解倒悬”之意，即将人的灵魂从困厄中解救出来。

《盂兰盆经》讲的是佛祖弟子目连想救母亲出恶鬼道苦海，他根据佛祖的指示，在七月十五敬设盂兰盆，用百果饮食供养十方僧众，依靠他们的合力成功救出母亲。由此形成七月十五盂兰盆节。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记载：“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告诫子孙可以借助盂兰盆节报答父母恩情，表达孝心。

当时过节是“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供佛的幢幡彩花)、歌鼓、果食送之。”

佛教这个节日大多是在寺庙集体做盆供祭祀。魏晋南北朝后，这个节日就随着佛教的普及开始广泛流行。

几乎在同一时期，道教也将七月十五作为节日命名为“中元”。在道教世界里，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是天、地、水“三元”。形成道教信仰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分别主管赐福、赦罪、解厄事宜。

据《修行记》记载：“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日夜诵经，饿鬼囚徒亦得解脱。”

已经故去的祖先会在中元日回人间，看望子孙后代，其他孤魂野鬼也会出来捣乱。中元节被称为“鬼节”，正是由此而来。人们为免遭不测，要在中元节祭祀祖先，燃烧纸钱，既表达孝心，也给孤魂野鬼些许安慰，换取人间生活安宁。道教地官赦罪信仰，遂演变为中元节祭祖孝亲的节俗。

中元节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缩影，这个过程以魏晋为起点，隋唐时达到鼎盛，出现了儒家秋尝、佛教盂兰、道教中元并行的奇异景象。

南北朝时期，佛教影响力更大，盂兰盆节比中元节更受认可。到了唐代，盂兰盆节和中元节则不相上下，唐朝官员可以在中元节休假一到三天，玄宗曾下令官员在中元节赴道观诵经修斋。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

唐诗“看著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正是当时中元热烈节庆气氛的真实写照。

从北宋开始，中元节取代盂兰盆节成为主流，“六宫最重中元节，院院烧香读道经”。这个节日的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从宗教走向民俗，节日色彩趋近清明节。

从史料来看，中元节前几天，人们准备纸糊的祭品，前一天准备秋尝的果品，当天早上就把素食放在供桌上。各家如果城外有新坟的，即去祭祀扫墓；朝廷举行公祭大会，祭奠前线阵亡的将士。晚上祭祀仪式结束之后，人们去勾栏瓦肆逛夜市，看《目连救母》杂剧，夜市热闹非凡，官府还在河边放莲花河灯，以享江海鬼神。

明清时期中元节习俗更为世俗化。据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绿树阴浓，青禾畅茂，蝉鸣鸟语，兴助人游。”

放河灯更是盛况空前。“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都中小儿亦于是夕执长柄叶，燃烛于内，青光荧荧，如磷火燃。又以青蒿缚香烬数百，燃为星星灯。镂瓜皮，掏莲蓬，俱可为灯，各具一质。结伴呼群，遨游于天街经坛灯月之下，名门灯会，更尽乃归。”

清人甚至有“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之说。

总的来说，中元节起源于佛教的盂兰盆会，后经道教加入，在七月望日“秋尝祭祖”的古代民俗基础上，不断演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俗节日。中元节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逐步形成，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逐渐褪去了外来的、宗教的色彩，向民族化、世俗化方向发展，成为佛、道、儒、民俗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产物。

中元节是怎么变成“鬼节”的

从中元节的变迁来看，中元节明明是祭祀田地之神的节日，怎么后来变成了“鬼节”呢？

中元节是中国三大“鬼节”之一，但其内容却不仅仅是跟鬼有关，反而跟神的关系更大。“神”被创造之初，专指自然界中产生的神，比如天地水三界的治理者“天官、地官、水官”。《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谷，见怪物，皆曰神。”

但随着世事变迁，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还是要从宗教说起。在愿望还可以实现的古代，祭神是天子的专利。其中最高级的神就是“天、地、水”，而祭祀这三者的方式是，祭天燔（fan，焚烧）柴，祭地瘗（yì，埋东西），祭川沉（将祭品沉入水底）。其他人没有资格祭天地，因为这三者是国家象征物。唐南诏王异牟寻与唐使订盟时，《盟文》开始“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滨，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可见一斑。

而天地水三官作为“地表”的三种象征，地位崇高。东汉时，张陵创立天师道，就以祭祀天地水三官，上三官手书作为道教徒请祷治病的方法。“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北魏时，寇谦之改革天师道，清整“三张伪法”，将三官与三元相结合。因为道教经典《因缘经》之故，时人信其能通鬼神，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主管病人请祷。其中地官为地气所化，而人死后都归于土，所以地官又有司鬼的职能，这样就有了中元节。

道教最初的道路很不顺遂，因为其组织严密，又不受国家控制，所以倍受猜忌，五斗米道就被曹操禁绝过。所以为了宗教的发展，从葛洪开始，道教有意识地与儒教进行联接，以增加其合法性。中元之日定在七月十五，和儒教传统有关。七月是谷物成熟的日子，新粮食下来要给祖先“尝新”，所以传统中，七月一日到七月十五日，是拜祭祖先的日子。道教一方面借助这个时机，通过“祝祷”为普通人服务，另一方面也积极地为国家政权服务，战事发生时为死难将士举办道场等等，这种活动后来在民间普及开来，成为中元节的重要内容。

于是，道教逐渐被统治阶级接受。唐朝皇室遵老子为祖，道教风行一时，每到上中下三元之日，由皇帝下敕天下诸州禁屠三日，“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1982年5月，在河南嵩山顶上发现一通唐武则天时的金简，内窖即为乞求“三官九府”，为武则天兑罪祈福之用。这正是其一上于天，著山上“请祷法”的印证，由此可见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佛教因此也动了心思，僧人们根据《佛说盂兰盆经》的内容，将“神通第一”的目连尊者救母故事加以附会，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七月十五日。其原因是七月十五是解夏日，又是“佛欢喜日”，亦是“众僧自恣日”。自恣就是自检，如发觉自己有过失，应忏悔；如犯过，亦应忏悔。这一天一切僧众均精持律仪，身，口，意三业清净，这时设斋供三宝，功德最为殊胜。

而这一天，在佛教语境中，本来是专为供养僧人，聚力拯救饿鬼的。“盂兰”为梵文，意为救倒悬、解痛苦，而盆是指盛放食物的器皿，这一天要准备饭食百味五果、汲灌盆器、烧香燃灯，将世上最珍贵的食物都放在盂兰盆内，供养十方大德众僧。而随着佛教六道与中国传统神鬼之说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版的十八层地狱，那么这种供奉就成了超度亡魂的一个日子。

正因为儒释道三教中，七月十五都有特殊的意义，所以这一天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鬼节。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征。这一天，既有大规模的盂兰盆会，又有祭祖仪式，同时还要向地官祈福。

中元节到底有什么可怕

在融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人类学家张光直看来，中国文化有萨满文化的特点，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说：“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因此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这样定义中国道教：“道教是以中国古代以来萨满式的咒术信仰为基础，重叠复合地采入了儒家的神道与祭祀的思想与仪礼、老庄道家的‘玄’与‘真’的形而上学、佛教的业报轮回与解脱以及济度众生的伦理与仪式等等，在隋唐时代大致完成了作为宗教的教团组织、仪式方法、神学思想，以与‘永恒的道’合为一体为终极理想的中国民族（汉族）自己的传统宗教。”

正因为中国文化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人们对类似巫术的东西非常恐惧。弗雷泽在《金枝》中将巫术分为两大类——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

中国人对鬼的恐惧则兼具这两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一套复杂的逻辑，既要用到阴阳五行，又要用到比附。比如人死后肉身归于土，而魂是要飞到天上去的，这样才平衡；祭祀时既要祭善神，又要祭凶神，关羽和安禄山都曾被当做凶神祭祀过。人是属阳的，那么人死后自然属阴。不仅如此，一年四季、不同日子也有阴阳之分，而这个区分的根据颇为古老，是根据月亮。

月亮的阴晴圆缺，在先民们看来非常神奇，因此把月亮看成是时间、生命之神。最早时，每到月圆之夜，就会举办“跳月”仪式，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狂欢节。久而久之，经过民俗的自生性筛选和人为性筛选，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日流传了下来，这四个日子直到今天，依然是节日。其中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较多的保留了祈拜月亮与生命之神的遗意，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则被赋予了祭奠鬼魂和主杀之神的主题，这又是平衡。

在中国文化中，逝去的祖先只是意味着逝者的另一种存在形式，“鬼”字诞生之初，专指人的“归宿”，也就是死亡。《韩诗外传》记载：“鬼者，归也。”《礼记·祭义》写道：“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说文解字》中解释：“人所归为鬼。”《尔雅·释言》中也有“鬼之为言归也”的说法。“鬼”字诞生之初，专指人的“归宿”，也就是死亡。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

古人还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于是，从宗教本能出发，中国人早就开始把死去的人“神化”，并作为祭祀敬拜的对象。

所以，活人是可与亡灵沟通，向其祈求赐福。他们认为人死了仍可住在家中，故要设灵位；也可住在墓穴，故要选好地；更可住在阴间，故要烧物品。为了向死者表示尊敬，他们制造了许多仪俗和厚礼，使死者灵魂安心，也可荫庇子孙平安得福。他们还认为祭祀与祈祷可使孝道与宗教信仰合二为一，所以具有宗教意义的祖先灵位是与其他神像放在一起。不但早晚能看见，更是祸福与共的存在，也成为生活困难及问题祈求之处。

儒家更是强调，孝道为人伦之本，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敬亲尊祖，而对逝世亲人的尊敬则表现于祭祀，故此儒家对“生孝死祭”十分重视，因此有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说明祭祖是孝的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以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在伦理上有不忘本的深层意义。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祭祀祖先是人为追溯其祖源而展现对生命本质与价值意识的一种外在形式，旨在教导人民认识诚、信、忠、敬、爱人如己、事死如生等等为人的情义。

所以，中元节的文化核心就是敬祖尽孝。但是，由于鬼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使得民间文学的鬼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影响中国人在后来容易接受道教的阴间、佛教的地狱中有恶鬼这样的概念。

本文写作参考了柏舟：《上中下三元又是怎样划分的？》、吕鹏志：《中国中古时代的佛道混合仪式——道教中元节起源新探》、张舰戈：《唐宋时期中元节民俗内涵演变考究》、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张彰：《中元鬼节是个什么鬼？》、一枕星河：《在这中元之夜，让我们聊聊所谓的“鬼节”》、吴鹏：《中元节，不只是“鬼节”》、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