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皋（1915—1945），乐成街道南岸人。历任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干事、乐清县城战时青年服务团总干事、乐清青年服务团总干事、乐清国民兵团警备大队第四中队副中队长、乐清人民抗日委员会主任兼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参谋长。1945年被叛徒杀害。

王鸣皋，1915年出生于乐清县乐成镇南岸村。他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与严州九中的初中部，在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1936年冬毕业。他在十中、严中读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他心中涌起了强烈的救国愿望。在北平读书期间，他接受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教育，之后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把战火又燃烧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温州各地的爱国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王鸣皋于8月参加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任干事会干事。9月，乐清县城也成立了战时青年服务团。11月，王鸣皋从温州城区返回乐清加入乐清县城战时青年服务团。他怀着满腔的热情，与郑野夫等一起组织抗战话剧宣传队，成立木刻学习小组和油画小组，出版团刊《砥柱》，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话剧宣传队经常下乡巡回演出。王鸣皋在每次演出前，都上台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1937年冬，王鸣皋团结进步知识青年，顶住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和县长的压力，改组了战时青年服务团，并被推选为总干事。改组后的乐清县城战时青年服务团有了新的发展，在全县设立了10个分团，团员发展到1000余人。这为乐清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王鸣皋不仅善于演讲和组织工作，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全面抗战两周年时，他在温州城区出版的《生线》杂志第五、第六期合刊上发表了《一年来乐清救亡工作的开展》一文。文中介绍了抗战初期乐清群众救亡运动发展的梗概，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事业的热情拥护，还对国民党乐清当局包而不办、阻挠群众救亡运动的行径表示愤慨。

1938年3月，中共乐清支部重建后，在白溪、大荆、清江、芙蓉等地的农村也组建了青年服务团，团员迅速发展到近3000人。6月，王鸣皋接受党的建议，将农村青年服务团与县城战时青年服务团合并，定名为乐清青年服务团，成立新的干事会。党派郑伯永、郑梅欣参加干事会，王鸣皋仍被推举为总干事。

王鸣皋在主持乐清青年服务团工作期间，与共产党同志密切合作，大力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至1938年底，全县团员近万人。他与郑野夫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关系，介绍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参加乐清政工队的工作。同时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他还跟国民党的一些乡镇长进行斗争。如国民党政府规定，独子可免服兵役，但慎江乡公所要抽青年服务团中的独子去当兵，清江乡青年服务团的一些超过服役年龄的积极分子也被抓去当壮丁。面对这些无理的做法，王鸣皋挺身而出，同他们开展说理斗争，迫使他们释放了被押的服务团员，慎江乡长还摆酒向被押人员道歉。所以，当时的乐清青年服务团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王鸣皋立即组织青年服务团的骨干学习，表现了他对这篇著作的重视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时局开始逆转。国民党地方当局强令解散乐清青年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王鸣皋于1939年1月15日在乐成镇杨八洞主持召开有30多名青年服务团积极分子参加的善后会议。郑梅欣代表干事会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全县进步青年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继续为抗日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年上半年，中共乐清县委派郑伯永与王鸣皋商议，之后，又组建乐清战地服务团，配合驻白象镇赞成抗日的国民党黄权部(浙江省抗日自卫队第三支队)，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

从1939年夏到1941年上半年，王鸣皋任石湖乡乡长时，曾掩护叶龄银(中共乐清县委成员，王鸣皋的外甥)以南岸小学校长的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并支持党组织利用国民党的农会，领导农民对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他曾两次营救农会骨干、地下党员叶进昌出狱。他还发动民工疏浚城郊至石马、南岸等村的河道，为人民做好事。

1944年9月，温州城第三次沦陷，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乐清县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时，王鸣皋正与黄曹乡乡长陈济在黄华上岩合股经营商行。他眼看家乡沦陷、同胞遭殃，遂萌生武装抗日之心，便主动与党联系。在党的大力支持下，他联合陈济、张克明等，建立起一支抗日队伍。在石马印山，他率部拔掉了日军小据点；在城东东山(畚斗山)的争夺战中，又打退了一股日军的进犯。这两仗得胜后，群情沸腾，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承认这支部队的合法地位，将他们编为乐清国民兵团警备大队第四中队(下称“警四中队”)，陈济和王鸣皋任正副中队长。从王鸣皋等建立武装开始，党即派遣一批党员，并动员一些群众以及进步青年学生参加这支部队，队伍迅速发展到150人。部队内部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由叶龄银代表县委具体领导，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党又从学生工作队中挑选40名队员，编为隶属这个中队的“抗日学生军模范队”，进行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宣传工作。党在敌占区边缘慎海乡沙角村成立的前线情报站，这时也作为警四中队的耳目，搜集敌伪活动的情报，及时提供给他们。12月25日，警四中队截击了到虹桥西洙掳掠的日军，缴获两船被敌抢劫的财物，发还给群众。该中队还派出1支小分队，潜入乐清县城，捣毁了日伪创办的毒害人民的赌场“花会坛”。警四中队的抗日行动，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情况下，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日军翻译石沧庚(台湾人)受此影响，决定投身于抗日，公开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揭露日军的罪行。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于1945年2月调集浙保四团第二大队和永嘉、乐清自卫大队等共1000余人，在向山面乡等基本地区及抗日游击队发动进攻的同时，密令乐清自卫大队解除警四中队的武装。国民党乐清县长刘朗泉甚至下令，将警四中队的分队长以上人员全部集中到虹桥峃前村“听训”。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任其所为，则这支已为抗日作出贡献的队伍将毁于一旦，其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处境更是危险万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乐清县委决定联合警四中队，先发制人，解除乐清自卫大队的武装，粉碎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县委负责同志约陈济、王鸣皋到虹桥附近的河淇村紧急磋商。王鸣皋接受党的意见，并说服陈济共同行动。25日晚，王鸣皋在虹桥镇出面宴请乐清自卫大队大队长吴琨，协助党的武装在席间将吴琨扣押起来，迫使他下令该大队放下武器。这就是有名的虹桥起义。

次日，警四中队和党领导的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合编为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同时乐清人民抗日委员会成立，王鸣皋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和抗日游击总队参谋长。

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调集部队，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在这样的形势下，陈济思想动摇。国民党地方当局即施展威胁和利诱手段，通过陈济的亲友拉其“下山”。陈济向党提出，要把部队从抗日队伍中拉出去，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受到原警四中队多数干部的反对。陈济就于3月24日晚借探亲为名，带了10多名心腹，潜至黄塘，悄悄同国民党顽固派恰降。26日，陈济召集亲信密谋，约定于凌晨2时由第一、第二中队中队长将原警四中队人马拉下山，而他自己于上午先行下山，投靠国民党顽固派。陈济叛逃后，县委为了教育挽救他，让王鸣皋到蒲岐听箫堂劝他回来，遭到拒绝。为了博取顽固派的信任，陈济竟对不愿与他同流合污的王鸣皋下毒手，于4月17日将他杀害于四都丁岙村。这位和党精诚合作的爱国志士，牺牲时年仅30岁。

1980年1月21日，乐清县革命委员会批准王鸣皋为革命烈士。

作者：李方成、廖忠可、傅瑶琳